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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与荒唐的表述之下
--兼从王根的《我再一次琢磨塞纳河》这里谈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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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博
我并不是很喜欢对诗歌发表见地的人。这缘于我对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往往心里知道,却不是很容易地说清楚。要想说清楚,甚至尽善尽美,那要费气力。需要在微见和宏观上做一番很深的探求;在贴切和适当上做一番分寸的掂量。大概这是诗的深藏,诗欲无言,诗与读在通感上相互回映程度所决定的。遣进一步说,阐释人家的诗,往往又是以常态知性水平诠释非常态的知性语言和结构,这未免是一种艰难。况且诗的蕴含和象外空间,有的是要揣摹,有的是须仅此揣摹而已,有的甚至是心照不宣为好。可是,既要阐发议论,又怎能不宣呢?宣,就难免是一己之辨。宣得过白了,也许会把深伟和莫测给宣浅了;也许会把原本上的自然无多,硬是附上了想当然。所以有人说,诗怕解释。可转而细想,又觉得是:有的怕,有的不怕;有的是什么地方怕,有的是什么地方不怕。这要在观其是兴象还是喻象的区分上,沿具体诗篇给以注意。
现在,目睹我的朋友王根的诗越写越好,想到还没有向别人交代时时赞羡的理由,就忍不住情愿费些气力来个不怕,拣上一篇为之做点赏析和发议。
随便就说《我再一次琢磨塞纳河》吧,这怕是一首置于“有我之境”的喻象类好诗。全诗六自然节,共26行。说它好,我认为,这首诗好就好在貌似无序的结构和理性下的荒唐表述;好就好在诗源自然而然地向诗心敞开,诗心又自然而然地向另外一颗颗诗心回映;好就好在诗人把正直的良知与理性,蕴藏在诗语引导到位后的空间,调动读者注目并萌发兴致,于呼应对比中获得象外真谛。
我们不妨可以逐段发议。
首先,我认为,诗是凭着直觉说话的。直觉说话,就是诗冒出的气味,就是诗源自身决定下诗人灵感上的拿来。直觉,有时就会产生语体上的无序或段落承接上的无序。
“一个中国学生朝我微笑/有些事情他也不知道”
“塞纳河宽阔的水面/是否允许我在里面放鸭子”
这是起笔的两段自然节,这节与节之间是多么缺少关联啊!诗人为什么要在塞纳河放鸭子?放鸭子与中国学生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而第一节(句)还没有递进下来,第二节(句)怎么这样唐突呢?
是的,一句“鸭子”让读来的人从“中国学生”中转得莫明其妙,这恰是起兴的效果。也许诗人并不管这些,他要管的:一是不说中国学生不行;二是不说塞纳河周围的事不行。当你纵观全诗之后,你就会觉出这是事物矛盾的两方面的信息场。两方面的信息促成了诗人两段急促语言(后一句是直觉一下子引起派生语言)。于是,这两段“风马牛不相及”
的语言,便在诗人的无意间,在全诗的客观整体上,分别并起了诗的首引作用(并领)。这一点,通常的读者是觉察不到的,读者只是一种唐突而来的诧异;而诗人只是一肚子积郁下急于要喊出“放鸭子”。他自己心里有底,别人也只好听他往下说:
“既然允许在街头卖画/允许在河边摆地摊/允许在我眼前/恋人们死死地接吻/允许在地铁车厢里/同性恋拥抱/允许到丽都或红磨坊/看女人的乳房和屁股/为什么不允许我放鸭子”
这是本诗中语言最多而且集中的一个自然节。面对如此这般的自由世界,如此这般的荒唐秩序,诗人索性提出放鸭子,这真是既在其理、又在其情、又在其氛围的反讽。
说它在理——诗人连续用了五个既然之下的“允许”,层层加重地排比递进到一个“为什么不允许”。于是,“不允许”也就应是允许。
言它在情——是诗人看到这荒唐的自由似事还不够劲,直感到还不如让自己把鸭子也放进来。
于是,“带着耳麦/摇着鞭杆/在大都市里放鸭子/悠哉,悠哉……”
看,此一举加上来该是多么热闹!而这一文字上寥寥不多的小自然节,恰是诗的开张,是诗笔的狂放,是色彩上的进染一层,是设想上的生动夸张,是浪漫喻象的高潮。它可以加深人们的设想:在大都市里,纷纷乱乱的人,纷纷乱乱的动物,纷纷乱乱的举动,真是自由得可以,也真自由得很好吗?
接下来,诗人沿着这种自由的逻辑,演绎到人权的行使。同时诗也进入了风格未变的转述:“如果批准我这个请求/选巴黎市长/我定会投他一票/大概不持法国护照投票无效/不知这些鸭子是否需要护照”
要投票,忽又想到没有护照无效;没有护照,还惦记着鸭子。真是把事实、空想、佯狂、滑稽搅在一起。闹了半天,这无益于是说着玩呢!可要想不说着玩,就得从护照底下去寻找在那里的人权。而塞纳河是那样的放纵人的自由以至荒唐,可这等事情却大不过一个小小的护照。同时,诗写到这里,“护照”一词的出现,即露出了事情严肃的端倪,又转出了诗的势向。于是诗人马上写道:
“该死的签证与护照/不知把多少中国学生难倒/什么时候/能让学生像鸭子一样欢笑”
写到这里,还让我们的诗人写什么呢?人们尽可以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交叉中任意思索,不过,那已不再是诗人的事情。诗人已把读者引领到位,而诗人真正的关注和意愿,诗人的理性,俱已在无言之处与读者汇为共鸣。而叩动它的,除了诗源的自身魅力,便是诗的艺术手段。
那么,这首诗的艺术性在哪里呢?
其实,我在前面已经道出许多,例如我说它好在貌似无序的结构,好在理性下的荒唐等等。而我所谓的好,便不排斥从艺术角度去看。如果为了领会上的详尽,非要条理化地说个“一二三”,那我就不妨试着来说出个“一二三”……。
为什么说好在貌似无序的结构?
这里的(一)是重复。诗的前两小节,貌似无关,其实是并领。其(二)、诗的主旨是说中国学生被签证和护照难倒,而全诗关于学生,只是头上挂一句,脚上挂一句。但必要和重要,并不在话多。同时这貌似分离恰是线索伏笔和归结达意形成照应。前头一引,后头一结,中间大面积文字是取象,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话的结体状态。其(三)、全诗起承转合,来乎自然,去乎自然,叙述摆得轻重得当、丝丝入扣。诗,在“无序”中进入,却在极有序中表达。当全诗读完,上下观照,实在是最高明的有序。
为什么说好在理性下的荒唐?
(一)、诗人提出要在塞纳河放鸭子,其实是自由世界的荒唐,使诗人借助设想更深地暴露和刺激荒唐现象的放纵量。是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二)、诗人要“放鸭子”,强化了对比侧面也强化了立据,诱发了读者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自觉。(三)、运用思想移位,活化了内容,增添了色彩,得荒唐之象立荒唐、讽趣之风格。
例举细微艺术之处
(一)、诗的第四自然节,即“带着耳麦”一组描写,是诗人设想放鸭子之后的形象化、具象化,是象外生象的“美”的夸张。这很像一个漂亮的演员偏偏用惟妙惟肖的当面摹仿来攻讽丑陋。(二)、全诗利用两个矛盾的信息场对比强烈,道具符号(如鸭子、护照、中国学生等等)在读者脑海中形成轧印,形成连线。(三)、诗人的愿望“能让学生像鸭子一样欢笑”又恰是诗眼,又不偏离诗的语言风格。其妙处在“欢笑”附上“像鸭子”。
王根写诗是娴熟的,是无顾忌的。我猜度他写这首诗正是娴熟和无顾忌的水到渠成。尽管这首诗形成后的实际效果耐得住左看右看的评论与推敲,但它不很是诗人写前手法安排的专一和故意。就像一个人并不是先在岸上研究这样那样的游泳术之后再去游泳一样,往往是游起来再说。诗人写诗如同画家作画,大致约莫总还要有,他总还要知道自己尽能地表现题材。如果连能事都没有,那也不称其为诗人和画家了。我的体会使我常常认为,艺术手法大多是才智习惯和经验习惯上的不经意,或者是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写下去的出现。任何故意,或手法周密在先,往往被意料之外打败;往往导致刻板而无生气。写下去,是一个“信息接发”过程。而灵感,又常常是在不断接发中一个信息连带出另一个或几个信息的提示。而提示中的某一个偶然,某一个漂亮的应运,出现巧夺,这便是创造。因此,写作往往是抓题材和进入题材的灵感在上,抓住题材后的审视和洞察在先,然后形成联想和必要的虚构。而手法和技巧则多是题材的自性和事物内容本来就涵养了一半,是它决定作者的相应和用意上的表述。于是,作者的预先能力只占写作全局中的所谓技巧中的另一半。手法和技巧是取决和次之于题材和事物本身的。
是龙画不出虎来。但这龙也罢虎也罢,首先必须是值得一画。不仅是要画得形象生动,而且独到,而且与人之大情发生仰察上的关联,这是真旨。这就需要把精力和要旨放在洞悉和熟知上,放在脱俗的发现和偶得之上,然后才是用笔相宜的讲究。若因为作品显现出优秀,因优秀显现出结构手法色彩风格等各方面的优异,便迷信是手法和技巧先于一切,那就错了。那就犯了主观先验论;那就越先验周密,越是把手法和技巧做为框子。本旨忘了,活的东西也会被教条拷死。
当然,手法和技巧也非不重要。问题是,它的重要,是在人应运作品的次序之中。常常是,手法和技巧促优作品,作品更客观、更出乎意外地在学者眼中呈现手法与技巧。因此我说,技巧是个随性随缘的东西。人们看作品,常是被作品通篇的容纳所打动,只有在仔细研究的时候才关系到手法和技巧。所以,还是巴金老先生说的对:“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话说到这里,是我们欣赏作品的哲思所在,也是我赞羡王根优秀诗作的哲思所在。
诚然,王根的诗是通过不同艺术手法的呈现打动读者的。可我要说的恰是:再高明的手法和技巧也总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去套用未曾想到的新题材的。换而言之,也绝不是先天模式化的技巧使得王根成功,而是创造和新的应对技巧使得王根和王根以外所有成功者的成功。尤其是诗;尤其是学习写诗的人对诗歌创作的寻找和理解;请不要舍本逐末。要的是,在不断向你敞开的物象里,是什么最让你的诗心感动;要的是,你是否学会摄取事物原位上的典型性、代表性,用鲜活的直觉语言去直接客观地摆放。
我觉得,诗,只是引导别人入意进境的非“常态知性水平”的表达艺术;是人心朗照之下,万象万物的发展变化促就理想思维应补而未补的空间;是象内诱发象外的契合与造化。所谓诗欲无言,让诗得之象外,就是当你用直觉语言把代表性事物摆放到位之后,把警僻和说教,把更深伟的境界留给空间,留给有悟性的读者和另一颗另一颗的诗心。
我的理解因为此,我的阐释主张也就缘于此。而王根,在我看来,他正是领略了诗艺的感觉,悟深了诗义的真含,才有了越见成功的今天。
遗憾的是,我仅能就今天的发议例举王根诗作的其中一篇。而一篇,又仅能代表各例可举的一例。而我赞羡的理由,且不仅在此一例。就仅此一例,应归纳补充的倒是,《我再一次琢磨塞纳河》艺术成就的看点,说到底,正在于诗人对手法上的敢于出格和打破。
上述所言,怕是带有偏颇的我得。我得和我见是供参考和商榷的。如果说得不错,那是王根和“塞纳河”在我这里发生的反馈效应。
其实,我心里生着小手,还时常拍着巴掌赏读王根的《炼狱之火》及其他,只是此篇不容“添足”,是此仅此,而已而已。
20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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